展开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分析,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话语的在地化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近日,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金萍所著的《“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据介绍,该书使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阐述了新闻话语反映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实践的功能,以点带面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从三个层面即知识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开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分析。在知识分析层面,侧重于从语用学、话语分析角度阐述主流媒体话语的特点及反映和建构社会实践的方式。在理性分析层面,侧重于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反映和“明灯”式指引的内容分析。

内容提要:话语不仅仅是传播信息的工具,还具有建构社会的功能。从话语转变的视角来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围绕“中华民族”概念所引发相关争议的回应,是以“共同体”视域对民族国家理论体系下“民族”概念的超越。“中华民族共同体”既是对“命运一体”的强调,又是对共同性纽带的强调。这一概念表述具有话语创新的价值,对于民族工作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相关论文的分析,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学者在研究调查性报道这一“舶来品”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话语的在地化。研究认为,调查性报道研究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概念的廓清、专业文化的探讨、媒体与政治关系的辨析。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主体性和独立意识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我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的理论化和国际化。

媒体话语;主流;文化;话语分析;中国;社会实践;研究;社会变迁;传播;郭庆光

关 键 词:中华民族共同体;话语转变;理论价值

全球化;在地化;调查报道;研究话语;内容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网讯近日,北京语言大学党委宣传部部长、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高金萍所著的《“明镜”与“明灯”:中国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变迁研究(2003—2012)》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标题注释:天津市社科规划项目“增进少数民族五个认同的社会融合路径研究”(TJSR16-003)。

通过对《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和《现代传播》相关论文的分析,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学者在研究调查性报道这一“舶来品”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话语的在地化。研究认为,调查性报道研究在中国的在地化过程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概念的廓清、专业文化的探讨、媒体与政治关系的辨析。这些在地化研究既有利于新闻传播学科学术主体性和独立意识的形成与强化,同时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我国调查性报道研究的理论化和国际化。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郭庆光在为该书作序时谈到,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其变革的内在理据、发展方式、客观效应,都值得社会科学研究者深入思考。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对这一现象的探讨呈现为近年来逐渐增多的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研究。无论是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迅速变革,还是互联网及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国际社会中中国都正由“大国”走向“强国”,在新闻传播领域中中国正由“表达”走向“建构”。从新闻话语角度分析中国的变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88宝金博怎么下载 ,作者简介:郝亚明,男,湖北蕲春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天津 300350;赵俊琪,男,重庆梁平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民族政治学研究。

全球化;在地化;调查报道;研究话语;内容分析

展开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分析,的过程中如何实现理论话语的在地化。郭庆光表示,中国引入话语分析理论不过30年,新闻传播学界运用话语分析理论解析中国媒体传播现象的时间更短。话语分析强调互动的特征,对于分析互联网时代的媒体活动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样一种跨学科的理论研究视角和方法,虽然十分复杂,却具有极强的解释力。媒体话语的情境本质,将媒体研究直接导入社会变迁的宏观语境之中,更加深刻地阐发了社会权力的生产和宰制。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62703-0005-07

王海燕,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郭庆光认为,新闻传播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软实力的具象化表现。呈现于新闻媒体中的话语交锋、交流、交融,不仅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创新,而且也是民族软实力喷涌的表征。主流媒体话语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塑造和强化。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表现于四个维度:呈现社会实践、建构社会核心价值、塑造文化认同、影响社会变迁。主流媒体话语的文化价值在于它不仅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一种影响人的思想、引导人的行为的文化手段或文化权力。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时隔近十年再次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这是官方首次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话语表述。自此之后,“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话语频频出现在不同正式场合和重要官方文件之中。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论述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时使用的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表述,具体表述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2]。在这一背景之下,学界掀起了一股“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探讨热潮。当前主要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等方面进行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解读,较为充分地开发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的不同面向和维度。通过对现有研究的梳理,有学者发现,当前关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的探讨形成两个脉络发展[3],但是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的区别却鲜有阐释。有的学者虽然意识到“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不仅是词汇上的简单变化,更标志着国内民族理念和民族工作部署的转型”[4],但并没有展开深入探讨。从这个层面而言,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论挖掘和阐述工作还有进一步深化的必要和空间。 众所周知,话语不仅是信息、观念、意识形态得以表达和传播的载体,还是改造世界的工具。当代西方著名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菲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在其代表作《话语与社会变迁》中讲道:“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5]那么,不同的话语显然具有不同的说明意义和建构意义。广为流传的俗语“问题不在于说什么,而在于怎么说”表达的正是这个含义。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表面上是表述方式的不一样,但是从话语的功能意义上而言,却有着不同的认知效果。从话语的社会意义上而言,其背后还反映了不同的逻辑、知识、理念及理论背景的某种变迁,话语的变化自然也蕴含或影响着话语指导下的实践的发展进路。因此,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中华民族”二者间话语特性的区别加以分析,可以透视其背后更为生动和深刻的理论演变及价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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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该书使用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比较分析和话语分析,阐述了新闻话语反映社会实践和建构社会实践的功能,以点带面地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发展。从三个层面即知识分析、理性分析、文化分析,展开对于中国主流媒体话语的分析。在知识分析层面,侧重于从语用学、话语分析角度阐述主流媒体话语的特点及反映和建构社会实践的方式;在理性分析层面,侧重于媒体话语对于社会实践的“明镜”式反映和“明灯”式指引的内容分析;在文化分析层面,着力于阐释主流媒体话语与社会实践互塑过程中呈现的文化价值的四个维度。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冰点周刊》《南方周末》《财经》《南方都市报》等电视节目和报纸杂志的崛起,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媒体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在监督政府权力、批判社会不公、促进公众知情权、推动公共事件的进程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如今它已成为一把公认的传媒利器,在社会上广受推崇。

然而,不管是在新闻学界还是业界,一个被普遍认同的观点是:调查性报道是一个发端于西方的报道种类,作为一个“舶来品”,其在中国的发展是中国媒体实践者在参考和借鉴西方媒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的。如1991年的文章中曾如此写道:调查性报道作为新闻学的专用词汇是“西方新闻传播媒介竞争的产物”;①英国学者戴雨果(Hugo de Burgh)在一篇关于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实践的论文中亦强调,调查报道是“一个深深根植于自由主义传统支撑下的民主社会背景中的概念”;②而我国前新闻人、现任香港大学中国传媒计划主任钱钢更是常常回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央视决定创办一档名为《新闻调查》的时事栏目的时候,一班制片人和编辑记者是一边看着美国著名的调查报道节目《六十分钟》,一边摸索和确定新栏目的思路和方向的。③

如果确如这些学者所言,调查报道是一个西方事物,其在中国的发展是西方媒体实践的异地移植,那么我们不得不问的问题是:调查报道从西方来到中国,在移植的过程中如何适应本土环境而得以生存和发展?换句话说,即: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经历了怎样的在地化过程?前人的研究对这一问题部分地给出了答案,他们或通过记者访谈,或对新闻工作室进行实地观察,或展开个案研究,或分析媒体宏观表现,试图展现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媒体实践中的独特面貌。④然而,这些研究大多数关注的只是调查性报道的实践话语。实际上,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移植和发展,不仅在实践层面经历了在地化,而且在理论层面也经历了话语的对接。理论是实践的指引,实践得以推进,常常得益于理论话语的建构。鉴于此,本文的着力点在后者,即调查性报道研究话语的在地化过程,试图从中分析本土学者是如何在理论论述层面赋予调查性报道在中国的实践合理性的。

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的是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内容分析法,研究对象为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学界对调查性报道的主要研究文献。在样本的选择上,本文主要抽取四本传播类学术期刊,即:《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和《现代传播》。这四本学术期刊普受学界认可,代表了中文传播学界的较高水准。⑤

在提取论文样本过程中,为尽量完整地囊括四本期刊所登载的所有有关调查性报道的论文,笔者基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提供的数据,使用一系列与调查性报道相关的关键词进行搜索,如:调查报道、调查新闻、深度报道、批评报道、负面报道、揭黑报道、揭丑报道、舆论监督、调查记者、《新闻调查》《焦点访谈》《南方周末》《财经》、王克勤、柴静等,关键词搜索的范围限定为论文标题和摘要,时间段除了《国际新闻界》从1978年算起,其余均自学刊创刊日至2013年底。结果共得到235篇文章,在剔除会议公告、征文通知、新闻简报、评论、短文等条目之后,共获得115篇学术论文作为分析样本。其中,《新闻大学》登载的相关论文数最多,为45篇;其次是《现代传播》,有37篇;《国际新闻界》和《新闻与传播研究》分别为18篇和15篇。

研究发现

一、量化分析:调查报道研究的概况

从时间上来看,如图1所示,样本中所有以调查性报道为主题的论文均是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的,最早的一篇出现在1982年,此后论文数量逐步增多。绝大多数论文的发表时间是在90年代初到现在的二十多年里,共有106篇,占92%。在1999年和2003年,关于调查性报道的论文出现了显著的高峰,分别有8篇论文发表;经历短暂的调整后,2007和2009、2010、2011年高峰再现,均有7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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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这一论文发表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调查性报道在中国媒体实践和发展的节奏。学界普遍认为,当代中国的调查性报道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伴随着经济领域的改革开放和政治领域的思想解放而萌芽的。⑦第一篇带有批判意味的调查性报道是《工人日报》对“渤海二号”沉船事故的报道。在这之后,中国媒体逐渐打破报喜不报忧的陋习,批评性、反思性、揭露性的报道越来越多地在媒体呈现。90年代初的新一轮媒体改革中,一系列调查类电视栏目和报刊、杂志纷纷诞生,包括央视《焦点访谈》《新闻调查》《财经》杂志、《三联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从而在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催生了新一轮的调查性报道热,2003年更是因为“孙志刚案”标志着中国调查性报道发展的巅峰。⑧与此相对应,关于调查性报道研究的论文也在这一时间段大量发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学界对新闻业界的现实保持着较好的敏感,及时捕捉了媒体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实践。

这些论文研究的议题囊括了传媒研究的各主要类别,如新闻生产者、新闻产制过程、新闻阅听人、媒体政策、法规伦理、新闻史、新媒体、外国新闻实践等。从表1的相关统计中可以看出,新闻产制过程是调查性报道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议题,61.7%的论文与此有关,其次分别为媒体政策、外国新闻实践和法规伦理。而关于新闻生产者、新闻阅听人、新闻史和新媒体的研究虽然也有不少,但是相较而言所受关注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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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作者信息来看,这115篇论文主要为两类研究者所贡献,一类是来自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学界作者,占80%,一类是来自媒体机构的业界作者,占17.4%,仅有极少数作者身份不能辨识。其中最为活跃的研究者是张志安,其次是孙旭培;此外,陈力丹、董媛媛、何婕、李文、沈重远、张威等均有2篇发表。

从用词来看,这些论文分别使用了不同的词汇来指代调查性报道,从图2可以看出,作者们使用得最多的词汇是“舆论监督”,其次是“深度报道”篇,再次是“调查报道/新闻”和“批评报道”,除此之外,“负面报道”也为少数作者所使用。但是,揭黑或者揭丑报道却几乎无人使用。如下文将要论述的,主要使用“舆论监督”等词汇来指称调查性报道,正是这一现象的研究话语在地化的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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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从论文性质来看,这些论文主要可以分为四类:实证研究、理论辨析、观察评论和实务探讨。实证研究指的是采用一定的社科研究方法对具体的个案、现象或其他经验材料进行分析论证的文章,在共115篇论文中,有24篇属于此类,占20.1%;理论辨析指的是无明确的研究方法,但主要基于理论层面对调查性报道的某个层面展开论述和探讨的文章,在整个样本中,这类文章共11篇,占9.7%;第三类是业界观察,指的是对调查性报道相关现象的观察性文章,既没有使用明确的社科研究方法,亦未进行相关理论的勾连,这类文章共31篇,占27.0%;第四类是实务探讨类文章,主要为从业者或观察者对具体的调查性报道案例进行总结和回顾的文章,这类文章的比例相对较高,共49篇,占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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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文的理论取向,第三、四类在下一部分的质化分析中不列入探讨范围,而只集中于第一、二类,也就是理论辨析和实证研究类的35篇论文,以图廓清学界有关调查性报道的大体研究脉络及其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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