募集文学和军事学资料专门的学问,《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内外

把现存的古书来说,《春秋》就是鲁国史官的作品,《竹书纪年》就是魏国史官的作品,《晏子春秋》就是齐卿晏婴家庭里的史官的作品。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出了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度、迷信神权、宠用小人的《封禅书》和《佞幸列传》,榨取人民血汗、竭泽而渔的《平准书》,残酷压迫人民的《酷吏列传》,官吏互相倾轧排挤的《魏其、武安列传》,有的露骨讥弹,有的含蓄讽刺,使人哭笑不得。因为六经本是史官们所记录,《史记》也出自史官,谈迁父子又是想承接六经的,所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汉皇室校理书籍,编纂《七略》时,《史记》这部书就被安置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中。

问题:作者是谁?

说到司马迁其实大家也应该知道的他这个人真的不简单,《史记》这本书的强大的小编也不用多说了,但是我们也会发现一些问题,那就是司马迁虽然写《史记》但是他会把以前的夏朝和商朝的历史都会写出来的,其实这几个朝代的历史资料非常少,那么司马迁是怎么做到收集资料的呢?下面我们不妨就着这些问题一起来分析揭秘看看吧!

史官;竹简;列传;研究;搜集;古书;记录;六经;地理;史料

回答:

第一,别责怪司马迁对夏朝商朝的记载不够详细。《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前后,距建立于约公元前2070年夏朝,已经过去了2000年;距开始于约公元前1600年的商朝,业已过去了1500年。而且,又是在那个文明尚不很发达的时代,并经历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老司马已相当不容易了。

注:此文是1963年1月2日顾颉刚先生应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的邀请而做的发言。文章收入《顾颉刚全集》,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顾潮研究员惠寄,本刊发表此文,以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发表八十周年。

谢谢邀请。汉武帝以前的历史不都是司马迁写的,司马迁只是完成了《史记》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恢弘史学巨著,开创了中国正史的先河。《史记》的内容已有很多介绍,这里重点回答秦朝以前有什么权威的史书问题。

第二,也千万别对《史记》抱一种轻蔑不屑的态度,那只能反证自己浅薄。几乎所有严肃的古代史学家和当今学者,都对《史记》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包括《夏本纪》和《殷本纪》。

主席、诸位同志:

早在《史记》之前,我国就有一些史学杂著,如《山海经》、《世本》、《国语》、《国策》、《楚汉春秋》等古史,这些史籍的体裁,皆属杂史。我国自古就重视史事的记载,到夏、商时期,已有正式的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

篇幅有限,商朝历史也更清晰,咱们着重聊《史记》的《殷本纪》,看看司马迁都依据了哪些史料。

我非常高兴参加这次全国文史资料工作会议!征集文史资料工作,三年来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已普及于全国,而这次会议又集合全国各省区和重要城市的代表于一堂,作深入的讨论,对文史资料的征集工作和研究工作举行了一个奠基的典礼,这是在我国历史上应该永远纪念的一件事。

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曾提出“六经皆史”的观点,为后来很多史学家所认同。就是说《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都被看作是中国古代的史书。其中的《书》即《尚书》,它是我国最古之史籍。下面主要介绍4种。

《殷本纪》对商代史研究具有根本性的极高的价值。

我自己首先向诸位同志道一声惭愧。因为我的工作岗位是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的工作对象应当是古代史,而且是最古的商、周史,可是古代的历史为了语言文字的隔阂,假借字的滥用,钞刻的错乱,再加上资料的贫乏,有意的伪造和无意的误解,几乎一字一句都成为二千多年来聚讼不决的问题,要判断谁是谁非简直成为十分困难的事情。为了这些困难拦阻在我们的面前,逼得我脑筋里占满了疑问。可是想要解决一个较大的问题,必须先解决有关的无数小问题,以及别种学科里的问题,因此必须恳求各方面的科学家来共同解决。我每逢到这样的盘根错节,宛如孕妇逢到难产一般的痛苦。然而难产的痛苦只有一时,至多几天,而我们的痛苦则须经历很长的岁月,甚至自己完成不了,还要希望一传再传的青年们作“接力赛跑”,费了更长时期的劳动来摸出一条线索。在这等情况下,每一个工作者总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做不出太多的成绩。我也不是例外。因此为了工作,精神上永远没有一个宁静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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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历史考古研究系列”的重要成果,由宋镇豪先生主编的11卷本《商代史》正式出版。这部700多万字的断代史,填补了中国上古史的空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开创性工作。

然而我生在甲午中日战争的前一年,我们祖国的命运正在极度坎坷磨难之中,靠了一班维新人士和革命烈士的热诚改造,不惜自我牺牲,引得全国人民的思想天天在进步,社会情况也天天在变化。我从有知识起,处于一切剧变之中,就想搜集资料,保存这一个伟大时代的史实。当清朝末年,我在中学读书,民国初年,我在大学读书,每天散课后,走上街头,总爱在地摊上寻寻觅觅,得到些各地方、各政权、各党派、各事件的文件和书刊。北京是全国政治的中心,地摊上这类东西特别多,为了顾问的人稀少,价格便宜,往往十几枚铜元就可以买来一捆。在这里,可以看到维新运动、民教相仇、辛亥革命、洪宪帝制、张勋复辟、军阀混战、官吏横暴、政党斗争、反动会道门欺骗活动等等史实。这些资料,经不起天天搜集,到我四十多岁时已占满了三间屋子。抗日战争时,我离开北京,书物大量损失;到胜利后东归,收拾残剩,这类近代史料还有两万多册。那时为了我住在上海,房屋容不下,又自想年近六十,学术工作的战线应当缩短,所以就全部捐与合众图书馆,今归上海图书馆。据馆中职员告我,其中确有许多孤本,是各处图书馆所没有的。可见不论什么人,只要他肯随时随地注意,就会得着许多资料,为后代人保留下某些部分的历史事实。

1、《春秋》。亦称《春秋经》,既是古代儒家典籍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是由孔子修订的。虽然也有学者认为《春秋》是政治学著作,但它确实记载了很多历史事实,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

这部书的第二卷,是韩江苏、江林昌所著的《〈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两位作者,开篇有一段很重要的话,引录如下——

自从1959年,本会在周恩来主席的领导下成立,派我担任副主任委员,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新项目,这个工作不但可以提高近代史的科学研究,而且可以使全国人民作深彻的新旧时代的对比。因而可以清楚地认识,旧社会怎么变人为鬼、新社会又怎么变鬼作人的实况,从而热爱党,热烈拥护党的一切创造性的措施,我非常乐于担任,希望贡献出我的若干力量。只因本岗位的工作是古代史,而古代史中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它占据了我的全部时间还嫌不够,无法抽出功夫来分担本会工作,所以三个年头轻易地过去了,我却连回忆的文章也写得很少。这是我非常疚心的一件事情,我应当趁今天的大会,自己提出来公开检讨!

《春秋》简练的记事语言,被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后人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和阐发,出现了一些称为《传》的著作,其代表作品是《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被称为“春秋三传”。

“从史料学角度看,我们今天研究商代史的材料已比较丰富,不仅有历代 史学家补充积累起来的传世文献,更有20世纪考古发现的大量地下材料。 在这众多材料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材料还是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产生于公元前100年前后,体现了其时间的早期性; 也不仅是因为《殷本纪》以世系为时间坐标,以历代殷王贵族大臣为叙述中 心,钩稽商民族自先商时期至整个商代长达约一千年的历史,体现了其系统 完整性;更为重要的是,司马迁作《殷本纪》时,所用材料的原始性和叙述史事的公正性,从而使其具有相当程度的客观可靠性。《殷本纪》的系统完 整性为我们构建商代史提供了框架基础,而其客观可靠性又使我们复原一个真实的商代史成为可能。 《殷本纪》与《五帝本纪》、《夏本纪》、《周本纪》一样,之所以有如此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司马迁著述《史记》时的主客观方面因素有关。”

可是,历史是一条割不断的长流,近代史和古代史虽没有直接的关系,总该有些间接的关系。因此,我接受了组织上的指示,就在这次大会上,向诸位同志讲一讲古代史的资料问题,以及我国史料的范围问题,来供大家参考。如有不正确的地方,希望诸位同志严格地指正!

2、《国语》。这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是西周、春秋时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的国别史杂记。全书共21篇,即《周语》3篇,《鲁语》2篇,《齐语》1篇,《晋语》9篇,《郑语》1篇,《楚语》2篇,《吴语》1篇,《越语》2篇。或详或略地记载了八国的历史。

这是顶级专业学者的精准评价了。

我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文字,这个问题现在还因资料不足不能解决。自从有了文字之后,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需要,就设置史官,这有安阳殷虚出土的商代后期甲骨文字和各地陆续出土的西周时代青铜器铭文作证。那些为商、周王朝服务的史官,他们的工作有下列几项:为帝王作册文来任命官吏;王室举行任何典礼时作赞礼人;看了天象来规定耕作的日期和程序,颁布到下层;为帝王的任何疑难事件而占卜;用各种方式记录国家和帝王的事情,也记录帝王和大臣们的说话。用现在的话来说,史官就是秘书,史官的头儿唤作“尹氏”或“太史”的就是秘书长。把现存的古书来说,《尚书》就是他们的作品。既经帝王的手边的有史,由他分封出去的诸侯们当然也可以有史,就是诸侯们所分封出去的卿大夫们也可以有史;把现存的古书来说,《春秋》就是鲁国史官的作品,《竹书纪年》就是魏国史官的作品,《晏子春秋》就是齐卿晏婴家庭里的史官的作品。王国、侯国、卿大夫家的史官多到不可胜数,所记录的事件必然达到极度的繁富,这是我们可以推想而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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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司马迁的家学和师承。

不幸的是,无数史官的记载竟大量地散失了。所以散失的原因,是和他们所用的物质工具分不开的。他们记载的工具,极大部分是竹简,竹子有节,如果他们把每节切开,削制成若干片子,这片子一定很短;如果他们连两节切开,那么片子就加一倍长。短的竹简不过周尺六寸,字写得大些不过七八个;长的竹简有一尺二寸,字写得小些就可有二十五个。竹简一片片地排列,正像现在用的卡片一般,因此需要有绳子编着或捆着。凡是一个文件,决不会只有十几个字,它必须占了若干竹简。史官们写完了捆起来,叫作一“篇”。也有木头制的,或和竹简一般大,有的比竹简大些,可以写一百多字,叫作“方”。及至丝织业发达,贵族榨取既多,就用帛来写字,那便没有限制了,他们每写完一个文件,把它裁剪下来卷起,叫作一“卷”。可是无论竹、木、帛,都是不能经久的,过了几百年一定风化了,腐烂了,蠹蚀了,脆碎了,当时既想不出保存的好办法,重抄一遍又太费事,只得听它湮废了。到秦始皇打平六国,为要消灭各国人民的民族意识,故意把史书焚毁,传下来的就更少了。到现在,要看竹木简的形制,只有雨量极少、土地干燥的西北地方还能挖出一点,宁夏居延海旁黑城子的汉简就是一例。在南方发见竹简的,是信阳和长沙的战国楚墓,这因为这些贵族的坟墓造得非常坚固,墓内藏物和外边空气隔绝,所以还能保存下来,就是帛画也有留遗。至于甲骨和青铜器是不易腐烂的,它们被压在废墟里,逐渐被人发掘,重新回到了人间。从宋代起,学术界注重古器物,著录了钟、鼎、簋、盘等等的铭文和图像,编成许多书;经过八九百年的努力,始有近真的理解。甲骨则从发现到今天不过六十余年,学者们在金文研究的基础上来研究甲骨文,当然事半而功倍。这两种东西就成为我们研究商、周史的重要资料。

3、《战国策》。又称《国策》,是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的国别史,记事年代从战国初年到秦灭六国,约有240年。分为12策,33卷,共497篇,记述了战国时期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反映出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的体例,像是游说演讲汇编。

司马迁的始祖,是五帝之一颛顼氏属下的大臣重黎氏,掌管天文地理。重黎氏历经唐、虞、夏、商,世代为天官史官。至周朝,重黎氏之一支任司马之职,赐姓司马氏。周宣王时,司马氏担任史官,继守先祖之业而因袭相传。司马迁之父司马谈为汉武帝麾下太史令。司马谈的老师,是汉武帝时著名天文学家唐都、当时著名的《易》学家杨何,以及道家学派的黄生。司马谈由此形成了自己对先秦学术的系统认识,著有《论六家要指》。

甲骨文和金文固然是最真实的古代史料,但因年代太久,有些文字不容易认识,而且太零碎了,如果没有系统的史料作参证就没法比较研究,因此必须结合了古书才可推进研究工作。儒家的《六经》是周代传下来的古书,也就是地下遗物最好的比较参证的资料。六经实际上只有五部,是《诗》、《书》、《礼》、《易》、《春秋》。后人因为一个字不便称呼,前四部书又叫作《诗经》、《尚书》、《仪礼》、《周易》。还有一种《乐》,乃是歌《诗》时的乐谱,猜想它的形状就像现在的琴谱、曲谱,只因汉代儒者重义理而不重技艺,所以没给传下来。这五部经本来都是周代史官和鲁国史官保存的,到孔子晚年回到鲁国教授学生,就取来当作教科书,所以在孔子门下的人大抵懂得这一套。孔子死后,他的学生又用这套东西传授下去,更加上了自己新创的学说,托之于古代,形成了儒家思想,因而这些书也就被认为儒家的经典。汉代的人们过分尊崇孔子,捧他作教主,希望把他由人转化为神,这些经典也就各个穿上了神秘的外衣,似乎确有古圣先王的崇高的道理在内,应该“天不变,道亦不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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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后来的成就,与司马谈的史学家教密不可分。

固然这些经典都已涂上了儒家的色彩,但一经分别“经”和“传”,揭开经的本质,还是平平无奇的史官记载和乐师歌唱。《诗经》,是宴居时所奏的各地小调和在朝廷、宗庙行礼时所奏的大曲。《尚书》,是帝王和诸侯们上下告语的档案。《仪礼》,是贵族们行礼的节目。《周易》,是用蓍草占卜的筮法。《春秋》,是鲁国史官逐年记录的国内外大事。这些本质,从前人也已看出,所以明、清两代常有人说“六经皆史”。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六经都该是我们写作古史或研究古史时所凭藉的一大堆史料:《诗经》是音乐史和文学史的资料,《尚书》和《春秋》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的资料,《仪礼》是社会史的资料,《周易》是宗教史的资料。当然,话不该说得这样简单,例如《诗经》里也有社会史、政治史和宗教史的资料在,这不过指出它的主要成分而已。五经之外,后来再加上了几部古书,称为《十三经》,我们也可以说:《周官》是官制史和经济史的资料,《考工记》是手工业史的资料,《左传》是政治史、军事史和社会史的资料,《礼记》、《公羊传》、《谷梁传》、《论语》、《孝经》、《孟子》都是伦理史和哲学史的资料,《尔雅》是语言史和经典解释的资料。

4、《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古代的记事史书,原书已失传,今本为辑本,史料价值很高。晋太康二年(281年),有人盗发魏襄王墓,得竹简古书很多,其中有以编年形式记事者十三篇,通称《竹书纪年》。内容记夏、商、周三代之事。

司马迁十岁左右通习古文。所谓“古文”,既是指识读古文字,也是指诵读以古文字书写的先秦典籍。 向古文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古文尚书》。向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董仲舒《公羊春秋》学说主张大一统思想,对司马迁写作《史记》有重大影响。

如果再问:这些书为什么称为“经”?是不是一称为经就表示它有超过其他书籍的地位?那么,近人章炳麟早已解释过:“经”乃是丝线的意思,竹木简必须用了丝线编起捆起,才可以使它不散乱。可见这原是一种平常的工具,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可言。比丝线坚韧的还有皮带,然而用久了也会断裂,所以汉代人说:“孔子读易,韦编三绝”,韦就是皮带,如果“经”有崇高的意义,难道“韦”也有崇高的意义吗?总之,无论用经用韦,都不能经久,竹木简一不小心就会散得满地,从地上捡起来再排时就会错乱,所以古书里常有“错简”。又因为竹木简容易腐烂和蠹蚀,所以古书里就会有“缺文”。宋代王安石说《春秋》是一部“断烂朝报”,真是一语破的,这不是主观的“诬圣”,乃是客观的事实,不然,哪会有“夏五”、“郭公”等不成句的文字呢?因为有了这些错乱和残缺,使得我们今天研究古代历史,整理古代书籍,都成为极其艰难的工作。然而我们应该说一句公道话,如果没有儒家,也就没有五经,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益发摸不清头脑了;五经虽然断烂,究竟还是较有系统的古史料。

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评价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这样的家学与师承,从小使司马迁积累了丰富的历史学素养与知识,为他日后编写《史记》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经既在汉代人的解释里成为最崇高的经典,可是它只记载了商、周的事情,偶而上边谈到虞、夏,下边谈到战国,对于当前的汉王朝却没有一字提及。这就使得为汉王朝服务的儒生们发急了,他们想补作一经来弥缝这个缺憾。第一个是司马相如,他在《封禅文》里说,大汉的威德上达九天,下流八方,所以他准备“作春秋一艺,将袭旧六为七,传之无穷”。只因他犯了消渴之疾死了,没有作成。第二个是司马谈,当汉武帝初期他任太史令,知识既广博,又饱读皇家的“金匮石室之书”,想到孔子已死了五百年,又有不少的“圣主、贤臣”足为世法,应当做一部书接上六经,就发凡起例;搜集资料,从事写作;不幸汉武帝到泰山封禅时没有带着他去,而他有强烈的宗教感情,以为封禅是上帝付给新朝天子以法统的无比光荣的典礼,他不得参加是件天大的憾事,一气成病而死了。他的儿子司马迁继任父亲的官职,就把父亲遗下来的旧稿继续编纂,虽因李陵被迫降了匈奴,他保证李陵不反,判处了残酷的腐刑;精神上痛苦万分,但他为着完成这一任务而艰苦奋斗,终于出现了一部光照千古的巨著《史记》,不但真可以继承六经,而且他方法的周密,眼光的远大,搜罗的广博,简直前无古人,商、周以来的无数史官都应该向他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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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188宝金博注册 ,《史记》这部书,是一部从远古到汉武帝时的通史,凡是他可以看到的史料都被他组织起来,全书分五个部分:“本纪”十二篇,记述各个王朝的大事;“表”十篇,把王朝和侯国的纪元和大事作综合性的排列,扣准了每一事件的时间;“书”八篇,系统地叙述政治上的典章制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世家”三十篇,记述传世诸侯的大事,它的体裁和本纪相同;“列传”七十篇,记述政治上的特殊人物、少数民族、各种专家、经济地理以及他的自序传。总共一百三十篇,在当时说,真可称为包罗万象、体大思精了。从此以后,历朝作史都依照着他的体裁,名为“纪传体”。以前唤作“正史”的《二十四史》就都是沿袭这一形式的。不过,司马迁做的是“通史”,而其他的二十三部则是“断代史”。只有宋代郑樵作的《通志》是唯一的继承他的法度的一部书。

回答:

司马迁从小饱读先秦典籍,熔铸先秦古书文献,确保了《殷本纪》史料的原始可靠性。

司马迁所以能享突出的盛名,成为世界性的历史家,不单是因为他能综合各种体裁和总结各种记载而成为一部巨著,更由于他有特殊的眼光,看到了人民群众,又有描写的技术,能把人民群众的情感如实地反映出来。过去的史官们,眼睛只向上面看,所以记载的尽是些统治阶级的事情;只有司马迁是一个特别的人。他生于陕西韩城县,从小喜欢游历,二十岁左右就到了现今的中南、华东诸区。公元前一一一年,汉朝进兵西南夷,在那里设置七个郡,大部分在今四川、贵州、云南等省,他奉了朝命,深入边地视察,因此他又看到了现今的西南区。一方面,汉武帝喜欢巡狩,他是侍从官,跟着跑,现今的华北、西北诸区他又常常走到了。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随地留心,所以写得出各地生产、交通线和人民生活交织而成的《货殖列传》,又写得出具体分析少数民族生活方式的《西南夷列传》。他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写出了揭露统治阶级荒淫无度、迷信神权、宠用小人的《封禅书》和《佞幸列传》,榨取人民血汗、竭泽而渔的《平准书》,残酷压迫人民的《酷吏列传》,官吏互相倾轧排挤的《魏其、武安列传》,有的露骨讥弹,有的含蓄讽刺,使人哭笑不得,所以汉末的王允就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斥它为“谤书”。这个批评真确切,他瞧不起统治阶级的种种不合理的举动,哪能不诅咒呀!试想,从来为王侯们服务的史官怎能想到这些事,就是想到又怎敢写出来呢?这一点,在旧社会里,司马迁可称是空前绝后的一个人,所以他还写《陈涉世家》,表彰农民起义;又写拼死不受专制统治的《刺客列传》和《游侠列传》,表彰下层人民的勇敢和义侠。我们说司马迁是一个反封建的人,《史记》是一部具有人民性的历史书,丝毫算不得夸张。

谢悟空邀。

元封三年,他继父之职,任太史令,这使他有更多的机会博览皇家图籍。经过西汉前期的努力,到司马迁时,皇家图书资料已很丰富。孝惠四年,朝廷下令去除挟书之律,壁藏者纷纷显身。文帝之时,更开献书之路、立博士之官。及景帝、武帝之时,已是百家腾跃;河间献王、鲁恭王好书求士之风,更是闻名于天下。

因为六经本是史官们所记录,《史记》也出自史官,谈迁父子又是想承接六经的,所以刘向、刘歆父子为汉皇室校理书籍,编纂《七略》时,《史记》这部书就被安置于《六艺略》的春秋家中。但自从司马迁开了个头,后生仰慕,群起追随,所以当时补《史记》的,续《史记》的,就有十余家之多。东、西汉之交,班彪多方搜采,作成《后传》数十篇;他的儿子班固就在这个基础上用力二十余年,到死还没写完,由他的妹子班昭,就是人们称为“曹大家”的续成。这就是从汉高祖起兵一直到王莽灭亡为止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凡是《史记》的文字适宜放在《汉书》里的,他们就完全抄进了。凡是司马迁的记载有错误的地方,也给他们改正了不少。

汉武帝以前的历史,可以这样说,考证的依据大部分都是来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司马迁的《史记》,主要是根据以下几个途径得到的资料。秦朝以前的权威史书并不单单只有《史记》来记录着。还有不少史书同样也在忠实着记录着历史、讲述着历史。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说:“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都聚集到了司马迁那里。他说:“迁为太史令,䌷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于是乎,“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

《汉书》比《史记》好的地方,就是经过他们父子和兄妹长时期的努力,多方考订,正确性强;又在《史记》之后,想得更为周到。《史记》八书,是礼、乐、律、历、天官、封禅、河渠、平准;《汉书》扩大为十志,是律历、礼乐、刑法、食货、郊祀、天文、五行、地理、沟洫、艺文,那就把法律、经济、地理、文化等事项一起收入,便利后人对于汉代社会的整个认识。他把一个时代的政治区划和现存书籍罗列了出来,更使人们认清了当时国境实际和文化潮流。至其缺点则和别的史书一样,只看见上层,看不到下层。它不是没有《游侠》、《货殖》诸传,但只抄《史记》,不增加什么。后来的二十二部正史和最后的《清史稿》大致依样葫芦,跳不出这规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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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独特的条件,使司马迁进一步广读天下群书,对先秦传世古籍得以最全面把握。 正是在此基础上,司马迁在编写《史记》时,能采集先秦传世典籍,并将其融汇贯通,条理分类,从而将五帝以来2500年左右的上古文明史作了全面的反映。 司马迁自己说到了他写《史记》所依据的主要典籍——

汉以后的历史记载大为发展,从三国魏的《中经》起就分书籍为经、史、子、集四部,历史书和经书有了并立的地位,而不再是经部的附庸。现在我们看得到的最早记载是《隋书·经籍志》,它在史部里分古史,霸史,旧事,仪注,杂传,地理,谱系,簿录,共书八百多部,一万三千多卷。这大多数是两晋、南北朝时代的著作,当时干戈遍地,社会非常动荡,却能孕育出如许公私历史书来,遍涉到各个角落,可算是一个奇迹。只惜这些书籍,经过唐、五代的战争,绝大部分已不存在。从这目录上看,可以知道自从经过司马迁、班固们的提倡,已经酿成一种作史的风气,凡是文人学者都会动手搜集史料,自来写作,例如写《后汉书》的有谢承、司马彪等十一家,写《晋书》的有王隐、谢灵运等八家。各地方人也都会写本地方的历史,例如记江苏、浙江的有《越绝书》、《吴越春秋》,记四川、云南的有《华阳国志》。因为史籍风起云涌,基础积得厚,所以又有一部几乎可以和《史记》抗衡的历史地理的名著出来,那就是北魏时代郦道元所作的《水经注》。《水经》这书的作者名姓不详,大约生于三国时代,他把全国大川作了一回系统的叙述,但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郦道元借了这本小书,搜罗丰富的资料,穷极枝流,详叙史迹,写成四十卷,把历史和地理紧紧地扣住。那时正是南北分裂的时代,他是河北涿县人,只该徘徊于黄河流域,不容许走到长江、珠江两流域去,他却不但南极于海,还由叶榆水叙到越南,由恒河叙到印度。他又很有文学的修养,善于描写风景,使人读了这书好像亲到这些地方旅行了一次,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果不是各方面的地志和旅行者们的游记供给他以大量的资料,他这一部伟大的著作是没法实现的。

一、《史记》。《史记》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耗时十四年,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它被后人誉为二十四史之首。《史记》一书中记载了上从中国远古时代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期,中间长达三千多年的历史。可惜的是,《史记》现今留世130篇,有少数篇章为后人补写而成。

募集文学和军事学资料专门的学问,《史记》作于公元前100年内外。1,“六经”典籍。

自从《汉书·地理志》记下了全国的郡县,到《水经注》记下了全国的山川,中国的历史地理学就上了轨道,日益发展起来。因此,唐代有《元和郡县志》,宋代有《太平寰宇记》,元、明、清都有《一统志》,把国内各地的沿革、地形、物产、人物、史事、遗迹等分类叙述,一目了然。明、清两代,各省、各府、各县都修起志书,每隔若干年重修一次,有固定的采访、编辑、刊刻的经费,成为各地方的定制。固然纂修的人的文化程度有高有低,不一定每部志书都符合理想,但因区域范围既不大,篇目又有成规可守,大体上可以反映出各地方的真情实况。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府县数目在二千以上,这些方志从前既没有图书馆可以存储,私家又没有条件作广泛的搜集,所以能利用这方面资料的人就不多。只有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到处借看选抄,编成两部巨著,一部是《肇域志》,偏重政治地理;一部是《天下郡国利病书》,偏重经济地理。比他稍后的顾祖禹,又利用这些资料,结合正史,编成《读史方舆纪要》,偏重军事地理。他们竭尽了个人的力量,所看到的志书不过几百部,现在离开他们的时代已经三百年了,地方志修得更多更详,每一个大图书馆里总可以收藏到两三千部,我们只要有空闲,前往参考已非常方便。我想,如果将来文史界能够组成集团,订定计划,搜索旧志,再加上新的调查,那么他们的成绩远远地超过顾炎武、顾祖禹们是无疑的。

司马迁写《史记》,信息采集途径主要是这几种:1、根据《世本》、《国语》、《秦记》、《楚汉春秋》等史书、2、实地考察。3、结合当地百姓的神话传说。

《太史公自序》说:史记“凡百三十篇,五十ニ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是从总体上讲,《史记》所依据的是《六经》和其他典籍。

在亚洲,我们祖国是文化最发达、著作最众多的一个国家,所以不但积存的本国史料浩如烟海,连全亚洲的历史资料也大量地在我们掌握之中。司马迁听了张骞向汉武帝的报告,写了一篇《大宛列传》,叙述大宛、大月氏、乌孙、康居、奄蔡、安息诸国的风土,笔锋触到了里海和黑海。此后,各部正史里摹仿了他的体裁,大致都有《四裔传》,记述与中国有往来的各个国家。郦道元从佛教徒那里知道了罽宾、天竺诸国,地理知识又扩展到印度洋。在晋僧法显《佛国记》之后,唐僧玄奘到五天竺游历了十余年,回国后,讲出他的旅行见闻,由他的徒弟辩机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因为印度人向来只重视宗教而不重视历史,所以到了近世需要有历史的时候,这一部书竟成了印度的宝典,许多史迹都要照着这部书里所记载的方向去寻求了。唐代的经济和文化的交流遍及亚洲大陆,宋代市舶往来又及南洋各地,元代远征军达到欧洲,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与外国交通频繁,因此,唐代有杜环的《经行记》,宋代有赵汝适的《诸蕃志》,元代有邱处机的《西游记》、刘郁的《西使记》、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明代有费信的《星搓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国志》等珍贵记载,留下了一千多年以来亚洲各国的历史和一切社会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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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世家赞》说:“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这是说,按照孔子的折中办法处理典籍之间的异同。

至于本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固然有他们自己的记载,但往往杂有宗教的感情,反而不及汉文记载的真切。例如西藏民族,我们可以根据《后汉书·西羌传》来考出他们的祖先是西羌的一支叫作“发羌”的,由“发”转成了“蕃”,更由摹仿“大唐”而自称为“吐蕃”;但藏族自己写的历史则说是印度王子避难出走,越过喜马拉耶山到了西藏,成了赞普的先人,这原因是由于他们过度信奉佛教,就错认自己是印度的血统了。各少数民族的历史资料,现已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在整理,将来必能弄个清楚。但有许多民族是没有文字的,他们的历史只靠口头流传,有志研究中国民族史的人们必须亲去搜集,再用汉文资料来参证考订。

那么在秦朝以前有没有权威的史书呢?什么是权威,我在这无法论断。但是留存后世的还有以下几本,算是学界中比较有参考和考证价值的史书典籍了:

《五帝本纪赞》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这是说明了《五帝本纪》的文献依据。

话说得远了,现在回过头来再说正统的历史。上面说过,《二十四史》是纪传体,此外还有几个体呢?可以说,最主要的一个是“编年体”,这个体裁的好处是可以扣准事情发生的时间。《春秋》是最先使用这个体裁的,我们读这书时立刻可以知道某一件事情是发生在某年某月某日,好像按日登记的流水账,不容易差错。可是记得太简单了,不能使读者明白当时的事实情况,于是就有《左传》出来,在纪年的基础上作了详细的报道,使得《春秋》成了《左传》的标题,《左传》成了《春秋》的内容,两书的繁简恰好相辅。在我国古代史上,只有春秋一段时期,为了有这样好的配合,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此后,汉代荀悦有《汉纪》,晋代袁宏有《后汉纪》,也都摹仿《左传》,但没有像《春秋》一般的标题。到宋代司马光受诏编《资治通鉴》,集合了许多有力的助手,用了19年工夫,积了两间屋子的稿子,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写成一部二百九十四卷的本书,三十卷的《考异》,三十卷的《目录》,从战国起,到五代止,成为一部很重要的通史性的编年史。可是这部书分量太大了,有恒心毅力读完它的人实在不多。朱熹集合了许多门弟子,编成《通鉴纲目》一书,用《春秋》和《左传》互相搭配的方法,以“纲”为经,以“目”为传,使得它头绪分明,又缩小了分量;但因摹仿《春秋》的褒贬义例,要使“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凡是反对封建统治的人都被书为“盗”、为“贼”,助长了专制虐焰,加强了奴性教育,起了一定的副作用。到清代,康熙、乾隆两朝有《御批通鉴辑览》一书,起自黄帝,迄于明末,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编年史;仗着皇帝的权力,这部书家喻户晓,成为人们历史常识的源泉。可是这书的分量还嫌其多,所以更通行的是《纲鉴易知录》;这“纲鉴”二字是不通的,“鉴”是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纲”是朱熹的《通鉴纲目》,鉴在前,纲在后,只该唤作“鉴纲”,哪可称为“纲鉴”呢!

一、《春秋》。严格来讲,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后人普遍认为该书的作者是一、认定是孔子的作品。二、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集体创作而成的作品。

《夏本纪赞》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他认为,《夏小正》是可参考文献。

其次一个主要体裁是“纪事本末体”。司马迁的纪传体有它的缺点,就是他以人为纲,使得一件事情分见于数人的纪传里,例如楚、汉相争,是项羽、刘邦共同的事情,而他既有《项羽本纪》,又有《高祖本纪》,又有张良、萧何、陈平等世家,又有韩信、彭越、黥布等列传,关于当时重大事情,重复的实在太多。《春秋》的编年体也有它的缺点,例如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散在各年,不容易看出它的首尾来。南宋时,有一位袁枢读《资治通鉴》,苦于每一事件分散在各卷,不易照顾,就各为创立题目,把关于某事的记载从头到末排列在一块,使得读者们可以一眼就看出它的来踪去迹。这在他不过费一番抄录和排列的功夫,但确是开创了一个新体裁。从此以后,每一个时代的历史就都有人这样做,读者对于每一件史事有振衣得领的快感,这实在是一个进步的方法。清代开“方略馆”,把每一个征伐的事件编出一部《方略》,魏源把各部《方略》节要为《圣武记》,即是这一个史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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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本纪赞》说:“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是说商族祖先为契,这是可信的。

还有一个主要体裁是从经中的《周官》、《仪礼》、《史记》的八书、《汉书》的十志发展出来的,它系统地编辑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的制度为专书,现存的以唐玄宗的《唐六典》、杜佑的《通典》为最早,《六典》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门,《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到宋末,马端临又把杜佑的书扩大,成《文献通考》三百余卷,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明、清两代都官修《会典》,读史的人又各为古代的各个时期补辑《会要》,从此,我国由春秋到清代,各方面的典章制度都大致整理就绪,人们就易于得到系统的知识了。

二、《国语》。是中国存世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该书记录了周王室和众诸侯如较鲁国、齐国、郑国、晋国、楚国、越国、吴国等历史。但是《国语》作者同样也是一个谜:司马迁认为《国语》的作者为左丘明。但是晋朝以后,越来越多的质疑《国语》的作者是否左丘明。现在学术界普遍的看法是:在战国初期,有一个或一群熟悉各诸侯国历史的人,根据周王朝及各诸侯国内的史书,整理汇编而成的。

《三代世表序》说:“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他认为,不少古籍的五帝和三代的一些年谱不太可信,所以他的《史记》中没有列入。

我国的历史书是这般多种多样的。两三千年来的史官和文人学士辛勤地为祖国积存了许多资料,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时期,我们应当怎样地去利用它呢?又怎样地去批判接受、继承它的优秀传统呢?这是生在今天的我们时时应当反躬自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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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诸子百家书籍。

上面说的都是我国正统的历史,自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知识分子的眼里渐渐看到了人民群众,到解放以后,经过学习,我们又心甘情愿为人民服务,于是历史资料的范围更扩大了。

其它还有没有秦朝的史书了呢?我不敢确定的说。除了现存于世的书籍外。毁于中国古时历个朝代:秦孝公焚书、秦始皇焚书、梁元帝焚书、南唐后主李煜焚书、乾隆帝焚书、文革焚书、战乱、水火天灾等等因素,很多的史书典籍就灰飞烟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同样,历史的很多迹团也不为人们所知悉了解了。

《管晏列传赞》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

第一个方面是戏曲和小说,这是千百年来应市民阶层的需要而出现的。高高在上的士大夫们虽然也会欣赏玩弄,心底里老是瞧它不起,例如郑元和的父亲知道市上有好歌手,也去听了,但一看见唱歌的乃是他的儿子,气得发昏,立刻把郑元和捉来打个半死,可见阶级性的限制是何等地强烈。及至五四运动,冲破了阶级的局限,于是唐代的变文,自宋至清的平话和小说,自元至清的杂剧和传奇,以及流行于各地的地方剧、鼓书、弹词,都成了文学上研究的对象。固然这些都是文学作品,好像不是历史,然而人民群众的历史确实保存在这里头。现在我提出一个问题:孟姜女、祝英台、赵五娘、秦香莲,历史上真有这几个妇女吗?我想,凡是研究历史的人都会说:这只是传说中创造出来的人物,不是真的。然而为什么传说中要创造出这几个人来呢?这就有它的社会的原因,而这社会的原因正是我们要求得到的人民群众的历史。我们试想,历史上许多统治者强迫无数的壮年男丁去征战或戍守,一去就杳无消息,他们的妻子在家里千思万想,经春历秋,不知丈夫的存亡,无法维持家庭的生活,是多么痛苦?她们虽不会从文字上表达出自身的悲哀,但会唱歌,就从这歌声里借着孟姜女的名字诉说衷情,又借着秦始皇的名字作为咒骂的对象,这样地流传出去,经过千万同情者的扩大和改造,这故事就越来越丰富了。同样,为了妇女们不能和男子受同等教育的痛苦,所以有祝英台男装出门上学的故事;为了妇女们为礼教所压制,不能自由恋爱,所以又有祝英台、梁山伯双双情死的故事。至于读书求名的封建士人,为了攀高附贵,在得中高第之后,往往弃了结发之妻,另娶当朝大官僚的女儿;弃妇们个性不同,温和的以赵五娘为代表,只想妥协地跟后妻和平共处;激烈的以秦香莲为代表,敢到官厅告状,希望碰见像包公这样的清官,用铡刀把丈夫杀死。所以这些故事中的代表人名虽然都是假的,但故事中的感情则是千真万确的,个个是用许多人民的血泪写出来的。我们要认识人民群众的历史,要认识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历史,只有到这些方面去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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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吴起列赞》说:“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者。”

第二个方面是没有写成小说和剧本而只流传在人民口头的歌谣、传说等民间文艺。我国的农民占到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在旧社会,广大的农村里尽是些文盲,而农民对于官僚,长工对于地主,童养媳对于婆婆,不知有多少血海深仇。这重重矛盾的历史只保存在农民的口头,或加上幻想而为神话。至于少数民族,他们各有其生活方式,他们的口头文学更是繁复多方。生长在城市里的人们很难把这些资料收集起来,然而这方面的资料却多得无穷无尽。就我手头所有的一部中国作家协会贵阳分会编辑的《民间文学资料》二十六册而言,他们在不长的调查时间里,搜罗到许多黔东南苗族的口头文学,其中关于历史的有古歌、叙事诗,关于礼节的有酒歌、祝歌、嘎福歌,关于情爱的有情歌、婚姻歌,关于痛苦和反抗的有苦歌、反歌、逃荒歌,关于工作的有春季歌、活路歌、酒药歌、造纸歌等,还有无数的神话、传说,真是洋洋大观。这只是我们党号召采风运动下短时期一地区中的成就。如果全国五十二个民族和数万个农村人民公社都这样地搜集编印出来,试问将如何丰富了我们的民间文艺,又如何丰富了我们的历史资料?

古时因为印刷技术不如现代印刷,一个个字全部是由工匠刻出来,或一字字抄录下来。所以一部书籍数量也非常稀少。再加上述那些因素。造成了文化上的不可逆的伤害。更是给我们了解历史,走进历史增加了困难与艰阻。愿人们永世和平,让史书留传万载。

《司马穰苴列赞》说:“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著穰苴之列传焉。”

以上所谈的我国存留的史料,有的是文字记录,如史书、方志;有的一部分已作了记录,如戏曲、小说;有的开始作了记录,如歌谣、传说。这真是一个汪洋大海!我们从事文史工作的人,对于已有记录的应当负起整理的责任,对于没有记录的应当负起搜集的责任,我们的园地太广阔了,我们的责任太重大了!

这是最好的时代,还是最坏的时代?"恒实说"与您一同追寻历史的真相。您的阅读是对恒实的赞许!您的关注是对恒实的支持!

《太史公自序》说:“《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

说到整理,真是一件极麻烦的工作。凡是记惯日记的人,一定感到,偶然被事牵阻,停了两天,提笔补写时,往往记错了时间,误写了人名。何况国家之大,人事之复杂,内幕中又有内幕,少数的人决不可能太清楚认识多数人的活动,所以各种记载就必然存在着错误,有赖于同志间的相互订正。这种考订的学问已萌芽于古代,例如汉代刘歆校定的《山海经》常有“一曰”之文。见出他集校的本子是不一致的。晋代裴松之作《三国志注》,集合了当时所见到的三国史料分编到陈寿的《三国志》各条之下,见出人物有不同的毁誉,史事有不同的记录。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各种史料比较之下作成《考异》,也是这个意思。但真正的考证学则成立于清代。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社会比较安定,文化比较进步,但为了满、汉两民族间的猜疑,常兴文字狱,汉族高级知识分子随着皇帝的喜怒而死生,甚或一杀就是多少人,逼得有志研究学问的人逃向和现实无关的故纸堆中,尽量搜集各种古书和每一古书的各种版本,拿来比较研究,因此古史和古书得到了比较彻底的整理,向来读不懂的读懂了,向来看作没有问题的也发生问题了,“旧学商量加邃密”,这方面的研究愈钻愈深,超越了任何一代。阮元、王先谦编刻的两部《皇清经解》是无数学者费了极大的劳动力来整理经书的成果。张之洞编刻的《广雅书局丛书》、开明书店编印的《二十五史补编》,是无数学者费了极大的劳动力来整理史书的成果。其他方面也有类似的成绩。固然我们初接触它时容易感到它繁琐、枯燥,沉沉思睡,但到了对某一门学问真作攻坚战的时候,就明白它已为我们扫平了多少巉崄不平的道路。我们应当哀怜他们所处的无可奈何的时代,我们应当吸收他们实事求是的精神!

回答:

《商君列传赞》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

现在我们征集、研究文史资料,正可利用清代学者的细密方法,施加于一切在剧变中的近代历史。我们固然一方面要尽量鼓励同志们大胆撰写,记得什么就写什么,但需要知道每个人的认识和记忆都不是完全正确的,所以一方面又须提高警惕,使用各种考订的技术,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地步。我们每一工作单位都该自己编制出一套工具,如地方年表、人名索引等,务使需要哪种资料时一查即得,哪种资料有漏洞时也一考即明。我们不是在《选辑》上有越来越多的“质疑、补充、订正”以及“正误表”吗?这正是表现着我们会中的工作人员和一切读者们的审查考订已渐渐达到细致的地步,我们应当时刻予以提高!

谢邀。应该不是,司马迁写的是通史,而在之前,应是孔子的《春秋》,还有《左传》、《公羊传》及《谷梁传》等较早的史记,以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为代表,统称为《春秋三传》。这应是权威性的史记。

《孟子荀卿列传》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荀卿,赵人…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

总之,我们的文史资料工作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项目,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创造。我们承担这项工作的,惟有实事求是,付出艰巨的劳动力,承继前人的优秀传统,广拓前人未辟的疆土,为我国历史界在百花齐放中开出一朵灿烂的奇花,在百家争鸣中成为屹然峙立、只有发展而没有消亡的一家。我们的工作是做不完的,我们要像愚公移山一般,为子孙们打好继续工作的基础!

回答:

这是说到了他所依据的诸子百家书籍,并说世间常见之书他便不再介绍、引用。

这个报告匆忙写出,必有极不正确的地方。我重说一句:希望诸位同志严格地指正!

大家好,我是历史的天空history,一个历史爱好者,浅读过《二十四史》,追过多年历史小说。喜欢的请关注或点赞,谢谢。188宝金博注册 9

3,历史、地理等书。

敬祝本会同志们健康!本次工作会议胜利成功

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而在此之前也是有史书的,都是编年体史书,比较有名的就有《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司马迁的《史记》也是有很多参考了这些史书,但从那么多史书中归纳总结,找出有用的资料,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古代中国和西方不同,中国一向注重历史,从第一个王朝夏朝就设立了史官,后面的王朝商朝、周朝、春秋战国各个国家都有史官,所以才能把遥远的历史记载下来,流传后世。

而西方不同,西方没有专门的史官,所以后来都是把神话和历史结合在一起,比如《荷马史诗》,《圣经》,亚瑟王的传说等,把神话当成了历史,不够严谨。188宝金博注册 10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谋》。”

中国的史官都秉承着公正的态度,只会写下事实,即便是皇帝也不能修改他们笔下的历史。

下面我说两个春秋时期的史官故事。

第一个故事,春秋时齐国有个大夫叫崔杼。公元前548年,因庄公与其妻棠姜私通、并且将赐予自己的帽子赠与他人,便联合棠无咎杀庄公,立庄公弟杵臼(景公)为君,自己为右相。

齐国的太史公如实记载写下:“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太史的两个弟弟太史仲和太史叔也如实记载,都被崔杼杀了。

崔杼告诉太史第三个弟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啊,你难道不怕死吗?你还是按我的要求:把庄公之死写成得暴病而死来写吧”,太史季正色回答“据事直书,是史官的职责,失职求生,不如去死。你做的这件事,迟早会被大家知道的,我即使不写,也掩盖不了你的罪责,反而成为千古笑柄”。崔杼无话可说,只得放了他。太史季走出来,正遇到南史氏执简而来,南史氏以为他也被杀了,是来继续实写这事的。188宝金博注册 11

第二个故事,春秋时晋国有个卿大夫叫赵盾,也就是赵氏孤儿赵武的祖父,战国赵国的先祖。

赵盾执政期间,晋灵公聚敛民财,残害臣民,赵盾多次劝谏,灵公不但不改,反而想害死他。赵盾只好逃亡。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灵公,于是返回继续执政。

史官董狐记载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辩解说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

从这两个故事就可以看出先秦时史官的的刚烈和正直。

有不同意见或者疑问的可以在下方留言。你的支持是我写作的动力。

回答: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太史公,司马迁从小时候就接确大量史书,典籍。完成历史巨著《史记》也是其父的遗愿。司马迁阅读过那些史料我们不清楚,在他之前有大量史书是肯定的,秦始皇不可能把所有史书烧掉,只是烧掉象《春秋》这种对统治不利的史书。象巜竹书纪年》巜尚书》《周礼》是史书,诸子百家书籍也有史籍成分。

回答:

汉武帝之前的历史书,最权威的还是司马迁的《史记》。那么先秦还有那些史书介绍呢?听丹水君给你一一道来。

1,《春秋》及其衍生。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基础上,发展出这些版本的“传”,而这些传,就是对春秋的解释和延伸。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5家:《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谷梁传》11篇;《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后两书已经失传,而前三传就是人们说的“春秋三传有公羊”,都是儒家经典。

我们常见的春秋,通常都是《左传》版本。

2,《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

3,《战国策》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史学著作,又称《国策》。记载了西周、东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各国之事,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言行策略,也可说是游说之士的实战演习手册。

4,《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写的是西周末年(公元前789年),至秦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间的历史故事,内容相当丰富复杂。

这些都是中国古代作品,如果读近现代作品可能会比较好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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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中国是极为重视历史的国家,虽然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司马迁是最重要,最伟大的史学家,但他肯定不是最早的一位。他的著作《史记》也不是国家出版物,实际上是个人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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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官位是—太史令。太史令的职责就是著述历史、起草文书、掌管典籍的,而这个官位在夏代末已经设置了。也就是说中国至晚从夏代已经有专门的官员记述历史,而且这是国家行为。

但是司马迁《史记》之前的史书,流传下来的很少,能够想到的:

1.位列四书五经,儒家必读经典之一的——《春秋》。据说作者是孔子,但是这个历史上一直有异议,也有说是孔子整理的。

2.春秋三传,因为春秋写的太简单,后来有许多对其记载历史进行比较详细注疏的史书,最著名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3.左丘明写的另外一本史书《国语》又叫《春秋外传》或者《左式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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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汉以前的史书比较稀缺和之前文字的发展和书写记载工具的发展是有关系的。周以前的书写工具是甲骨文或金文,费时费力费钱,书写记录极不方便。这么重要的记录工具肯定不能用来写史书。后来逐渐发展到丝帛、木牍、竹简。丝帛太名贵、木牍难以保存,所以主要还是以竹简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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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竹简也是非常笨重,难以传播、转述、保存的。韦编三绝不仅仅是指读书勤奋,也说明竹简书多容易坏。

所以史书之前许多史书写在竹简上就成了孤本,没人抄录、转述、记录、扩散。时间久了自然毁坏了或毁于兵燹战火。能够流传下来的就是那几部特别出名被很多人抄录珍藏的。

《史记》之所以能够广泛传播并保存跟东汉制纸技术的成熟,纸张的广泛应用有很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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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史记》记载了从轩辕黄帝至汉武帝的历史。《史记》的成书不能归功于司马迁一个人。其父亲司马谈就开始收集整理各种史料典籍,司马迁治是继承了父亲的遗志。完成了父亲未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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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朝建立之前的史书有《尚书》、《春秋左氏传》、以及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国史。其中,《尚书》和《左传》既是史书,也是儒家经典。

《尚书》记载了尧舜禹汤,周文武王以及周公的历史。焚书坑儒后,《尚书》被焚毁。汉文帝时,年过九旬的秦朝博士伏生,依靠记忆,背诵出28篇。其中有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的法治思想。

《左传》是从古至今,唯一可信度100%的史书。她记载了春秋时期,周王室以及诸侯国的历史,以郑国、晋国为主,鲁国、齐国、卫国、宋国、楚国次之。

焚书坑儒时,《左传》被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收藏起来。孔子做《春秋》的目的,是为贬天子,讨大夫,推诸侯,把权力关进牢笼。故《左传》中,叔嫂通奸,兄妹乱伦。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把人性之丑恶血淋淋的展现给我们。当然,也有更多的正能量。如郑国贤大夫子良,堪称卿大夫中的圣人。

《左传》对于赵氏孤儿的故事,与《史记》不同。起因是赵庄姬与小叔子通奸,小叔子被赵氏放逐。赵庄姬怀恨在心,在哥哥晋国国君面前诬陷赵氏,晋国国君联合郤氏、栾氏,灭赵氏全族。应当《左传》更为可信。

秦始皇焚毁六国史书。司马迁写《史记》,六国历史如何书写呢?

虽然六国史书被焚毁,但六国历史通过口耳相传,被大致流传了下来。口耳相传有两大不足:一是不够详实,二是年份不确切。这就导致《史记》六国史年代错乱严重。而秦国历史不但详实,而且没有一处年代错乱。是因秦国史书被萧何收藏。(见史记-萧相国列传)

《史记》中程婴救孤的故事,就是在赵国史书被焚毁的情况下,通过口耳相传流传下来的。其事件起因为何与《左传》不同?最大的可能是赵国建立后,想给自己的祖祖祖赵庄姬奶奶涂脂抹粉。美化了赵氏孤儿的故事。

司马谈很可能对此做了诸多调查。如拜访多位学者,这些学者表示,自己的父亲确实看过赵国史书。《史记》中赵氏孤儿的故事,应与赵国史书的记载是一致。

除了六国年代错乱严重和赵氏孤儿外,《史记》的可信度接近100%。

司马迁写《史记》,查阅了大量先秦典籍。被焚毁的,就借助口耳相传。存疑问的,如白起坑杀40万降卒。他就亲自去长平古战场考察。最大限度的还原真实历史。

最后,对司马迁为中华历史做的贡献。表示敬意。

回答:

史记是司马迁写的通史,但是在他之前。还有多本。

首先当然是左传。也就是左氏春秋。司马迁在史记中大规模抄袭左传的内容。左传可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编年体史书,后世的资治通鉴,都是按照这个体例写的。

其次是国语。国语分门别类的描写了当春秋各国的。的历史。尽管不系统,但是保留了大量的史料。里面很多故事都经典流传。

最后是诸子百家。诸子百家中。保留了当时很多历史案例,比如说韩非子里面就有很多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对历史有着极大的贡献。

史记只是对应春秋各国的集大成。把前人的著述进行了归纳和整理。

回答:

中国是个非常重视历史的国家,自公元前841年西周国人暴动以来,中国的历史记录几乎没有断过,这个在世界范围內独此一家,决无分店。四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唯一一脉相承传下来没有中断过,娇傲啊!我的国。我国是个比较著重历史的国家,历朝历代都设有史官。秦以前的书籍差不多让秦始皇一把火烧光了,剩下的在历代改朝换代中损失待尽。留下的有孔子整理的《尚书》根据上古历史编籍整理的书籍。《春秋》根据鲁国历史编写的一部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晋朝时有个盗墓贼名字叫不准,有一次他盗墓被抓住,在他盗的墓中有大量竹简,经过晋朝学者整理成书叫《竹书纪年》又叫《汲冢书》书中是按春秋时魏国历史编年体史书,书中记载的历史和司马迁的《史记》,孔子的《春秋》有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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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宛列传赞》说:“《禹本纪》言河出昆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十二诸侯年表序》说:“铎椒为楚威王传,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

《六国年表序》说:“太史公读《秦记》。” 《儒林列传序》说:“余读《功令》。”

这是他依据的一部分历史地理典籍。

有关司马迁著《史记》,博采先秦典籍的事实,《汉书》、《后汉书》均有大致相同的说明——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

《后汉书・班彪列传》说:“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凡百三十篇。”

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实录”、“求信”。司马迁作《史记》,自称是 “实述”、“整齐”。《史记》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杰作,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以“实录”精神,博采先秦“六经”“诸子”典籍。 《史记》一书,所明引先秦古书,达一百余种,其中《六经》及记传说解书二十余种,诸子百家书五十余种,历史地理书二十余种,文学艺术书近十种。

具体来说—— 司马迁作《史记》时,取材主要是来自六艺经传。《五帝本纪》几乎完全采用了《尚书》之《尧典》、《舜典》,《大戴礼记》之《五帝德》、 《帝系姓》。《夏本纪》完全采用了《尚书》之《禹贡》、《皋陶谟》、《益稷)、《甘誓》诸篇,及《大戴礼记》之《夏小正》。《殷本纪》、《宋世家》全载 《尚书》之《汤誓》、《洪范》、《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及《诗经》之《商颂》。《周本纪》、《鲁世家》则全面采用《诗经》之《大雅》、《小雅》、《周颂》、《鲁颂》,以及《尚书》之《牧誓》、《金縢》全篇 ;《无逸》、《吕刑》、《费誓》、《多士》、《顾命》之部分内容或大意。

关于《殷本纪》叙事的真实性。

司马迁为了编纂《史记》,不仅利用太史令职务之便利饱读天下典籍,还游历天下,进行实地考察,以调查所得的活资料与传世文献相印证,从而增强了《史记》所叙史事的真实性。

他曾“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并多次随从汉武帝巡行天下;还奉使出游西南。

《史记》中有许多关于实地考察的具体记载——

《五帝本纪》说:“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

《周本纪》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ト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 邑。所谓‘周公葬毕’,毕在镐东南杜中。”

《孟尝君列传赞》说:“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余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

《魏世家赞》说:“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

《孔子世家费》说:“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

《淮阴侯列传赞》说:“吾如淮阴,淮阴人为余言,韩信虽为布衣时,其志与众异,其母死,贫无以葬,然乃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余视其母冢,良然。”

司马迁通过这些实地考察,与传世文献、口耳传闻资料相“协调”“整齐”,最后著成《史记》。 所以,韩江苏和江林昌说—— “因此,《史记》一书的历史真实可靠性实非一般坐拥书城而成的史书所能比拟”。关于《夏本纪》,北大考古院副院长孙庆伟教授亦有极高评价。限于篇幅,不多赘述。可参看他写的《鼏宅禹迹》一书。

当然,不能说《史记》没有不足——其一是秦始皇“焚书”,使无数典籍灰飞烟灭,老司马“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二是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非“雅言”的一些史料宁可舍弃也不选用,造成了于史实的偏差,比如对于商王世系关于王亥的记载。但这毕竟是白玉微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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