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

财富聚散终有时,来时挡不住,去时留不得。这背后,几千年来谁在主宰? 斑斓的历史画卷中,商人的面目多数被碾碎、轧平,变成一抹灰色的背景,财富涌动其中,被压抑、被贬斥、被剥夺,然后被冷落。于是,我们抖落画卷上的灰尘,底色虽不再鲜艳,但仍算生动,足矣。 我们试图从历史的点滴中找寻到千年不变的财富密钥。 贩卖为王 一个不生产任何产品只提供交易平台的淘宝,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拥有的注册用户超过了3.7亿,交易额超过4000亿元,成为亚太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两家国内最大的连锁家电销售企业国美和苏宁,多年前就因「进场费」争论饱受制造商的诟病,但时至今日,两大巨头仍是这些家电制造商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贩卖很赚钱,不仅现在如此,五千年来都是如此。 利润都在通道手中188宝金博网页版下载 , 仔细审视「贩卖为王」这一重要的现代商业理念,中国几千年来似乎都没有过根本性的变化。细数历代的富商大贾,竟然也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者。有实力的贩卖者对生产者压价,对购买者抬价,利润远高于生产,擅长低买高卖的投机买卖者成为真正的财富主宰,最大的利润掌握在「通道」手中。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第一个提到的具有传奇经历的著名商人,就是曾经帮助越王勾践成就霸业,又在位极人臣之时急流勇退下海行商的范蠡,《史记》就说他「候时转物」,即根据季节、时令变化转运不同的商品,低买高卖。 尽管历史记载范蠡从事的产业主要是农耕和养殖业,但其重要的商业思想却源自他从事的季节性长途贩运,其中一个著名的经商理念就是「待乏」。 所谓「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夏季的时候要储备皮货,冬季的时候要囤积薄纱,旱天购买舟船,天涝购买车辆,一切都需要提前准备,等待货物缺乏的时候,就可获百倍千倍之利。 另一个靠贩卖成为富豪的商人,名气也颇为响亮,他就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贡好废举,与时转货资 家累千金」,这里的「废举」正是贱买贵卖的意思。据说子贡游走于各国诸侯之间,贩卖的商品是珠宝,所到之处,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地位之高可见一斑。 满城皆是「游闲公子」 在商品经济还并没有真正发达的春秋时代,商人就已经靠贩卖商品成为巨富,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通过长途贩运和商品贸易致富就更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当然,要使其成为几千年来中国商人最重要的致富途径,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中国历史上虽然战乱不少,但大部分时期都处于相对统一的状态,于是也就拥有了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为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提供了基础条件。这与欧洲中世纪之前封建分割、自给自足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同时,中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商业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签约作者王俞现,在其作品《中国商帮600年》中谈到山西商帮在明朝萌芽的真正原因时就认为:明代盐政或者屯田制,充其量是古时汲水用的那个辘轳和绳索,尽管不可或缺,但牵引绳索的那股无以触摸、只能感知的无形力量——以交通便利和长途贸易为支撑的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以及丝茶与白银贸易在国内外的流转,才是最终导致商帮兴起的真正原因。 其次,自秦始皇统一货币之后,铜钱的规格和形状被固定下来,一直沿用了两千多年,但铜钱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笨重。随着商品交换的空前发展,在宋代就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一方面这说明长距离大规模的贸易流通异常活跃;另一方面,这种货币创新也极大地方便了商品交换,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进一步促进了贸易流通领域的发展。 最后,「贩卖为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恐怕就要追溯到绵延千年的集权制度上了。中国历史早期并不是没有出现过在其他领域成就斐然的巨商,盐铁就是很好的工商合营产业,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垄断经营的优势,从业者一面自制商品,一面进行贩售。 但这种百姓赖以生存的资源从管仲之后就开始了国有经营的传统,到汉武帝时期更达到全面的国有垄断,目的无非是通过对这两种基本资源的占有掌握经济命脉,巩固中央集权的绝对地位。 吴晓波在他的新作《浩荡两千年》中就认为,管仲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因为盐铁的不可或缺性,国家通过对之控制,实际上对每一个人变相地征收了赋税,而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制造业所需的资源都掌握在国家的手中,商人当然没有发挥的空间,于是流通领域的低买高卖就成了更容易致富的方法。因此,即使是在中国商人获得短暂自由发展的西汉初年,《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靠冶铁致富的魏国大梁人孔氏,也是在致富后投身长途贩卖业,带着成队的车马,往来于各诸侯国之间,各国由于他的商业活动而受益,人们称呼他为「游闲公子」。 土地生金 胡润研究院与中国银行联合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管理白皮书》中,面对面地访问了全国18个重点城市的千万元级别以上的高净值人群,他们平均年龄在39岁左右,其中四分之一是靠地产致富,而全球富豪从事地产行业的只有不到十分之一。 一个私人拥有房屋产权只有70年的国家,房地产却成为整个经济社会中最容易赚钱的行业,当然不是偶然。那些代表家庭和安全感,进而代表财富和权力的房屋,正是两千年来农耕社会所传承的对土地和房产的特殊情结。 「大地主」 中国古代的农业社会中,最重要的资源就是土地。我们几千年来生活冲撞的核心就是围绕着土地资源的你争我抢。可见,土地乃是人类永不可磨灭的财富,但土地的供给却难以在短期内扩大,因此,土地在财富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 美国《华尔街日报》曾经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作为富豪榜上六位中国人之一,成吉思汗的名字赫然在列。在对他的介绍中,职业是侵略者,资产为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如果财富用占领的土地来衡量的话,成吉思汗恐怕是从未有过的世界最富有的人,他的职业生涯开始于联合不和的蒙古部落,然后开始占领了将近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包括现在的中国、伊朗、伊拉克、缅甸、越南和大部分的朝鲜、俄罗斯。成吉思汗,他名字代表的含义就是「世界统治者」。对统治者来说,土地就是他权力和财富的象征,而对普通人来说,土地和房产是保值增值功能最为明显的资产,也是最好的可传承资产。 生前不但善于打仗,还精于买房产。宋高宗因忌恨他阻拦自己与大金议和,将其杀害。宋孝宗上任后,为其平反,凡是有真凭实据的房产全部返还给了 的子孙。户部调查后,写过一份报告:「岳飞田七顷,八十八亩一角一步 」用今天的计量单位换算,岳飞光在江西就有「房屋498间、田地2300亩,出租的土地,一年纯收租不低于11万斤。加上皇帝的巨额赏赐、杭州的别墅、高达48万元的月薪 」简直是名副其实的富翁。岳飞二十岁从军,四十岁受害,可谓戎马一生,尽管身后再多的产业也无福消受,但这些实实在在的不动产还是安全地留给了自己的子孙。 超越金银的保值功能 几千年前,人们就知道土地的保值增值功能要强过金银。原因很简单,金银就是一块金属,放久了能不磨损就已经很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增值?土地就不同,不管是租给人耕种,还是建好房子租给别人居住,都可以产生源源不断的现金流。土地本身的买卖交易也很方便,几乎没有卖不出去的可能。 土地就像一台永动机、摇钱树,只要拥有,便可一直得利。而且买卖土地的风险,比买卖股票基金小多了。股票基金都是被人为包装过的,而且未来会如何,很难有人预测得准。但土地就不一样了,哪怕是不识字的农妇,也可以轻松地判断出一块土地的好坏,或者一处房屋的优劣。所以直到民国时期,很多城镇妇女一旦有了点钱,就会在附近买块地租出去耕种。现代,城市中买很多房子出租赚钱的人也不在少数,而且这种投资操作的难度之低,只要有钱几乎人人会做。 正是因为这种金银和珠宝都无法替代的财富保全与传承作用,土地和房产对财富积累的意义才尤其重要。 历史上为加强中央集权,都是将农业经济放在宏观政策的主导地位。社会要稳定发展,首先要解决吃饭问题。之所以「重农」之余还要「抑商」,就是因为统治阶层认为,作为副业的工商业的发展会冲击主业的发展。特别是富商大贾力量的膨胀,恰恰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产生了冲突。这其中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人们会渐渐发现「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纷纷跑去做买卖,没人种地了;更重要的是因为那些靠经商发了大财的人,为了守住自己的财富都去买土地、建房子,把农民赖以为生的土地夺了去,致使农民流离失所,破坏社会稳定。 可商人没有地位,只能靠拥有土地和房产给自己更多安全感。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以末致富,以本守之」。 吴晓波认为,司马迁意识到了工商产业的高营利性特征,同时也发现其中的不确定性,他对土地价值的「终极认同」,表明在很早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将土地视为一种「类货币」。 李剑农在《先秦两汉经济史稿》中写道:「司马迁之观念如是,秦汉间大多数人士之观念亦如是,甚至由于秦汉以至于今日,中国大多数人之理念,尚未能大异于是也。因此一切士农工商的活动,最后以取得大量土地而成富为目的。」 「山寨」千年 此「山寨」非彼「山寨」,但又多少与当今中国颇为尴尬的「山寨」有些渊源。几千年来,古人致富的诀窍无非是模仿(做学徒或者向身边的人学习),再加上诚信+勤奋+运气。 商业模式的创新在几千年中少之又少,就连产品的升级换代也是慢上加慢。 这也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关,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有视创新为洪水猛兽的基因。传统的理学家认为,人们一旦把注意力放在新奇的玩意上,心就乱了,国家也就跟着乱了。 这就造成,中国商业的地域性也很强。说直白一些,就是扎堆在一起互相「抄袭」、相互「山寨」。由此想到今天深圳华强北的电子厂商、晋江满大街的鞋厂、温州到处的服装厂,也可以理解这是几千年的一脉相承了。 「低贱」的商学院 经商之道需要系统的理论传承和实践思考,突破性的创新也需要以此作为基石,但长期在「重农抑商」思想的禁锢下,商业教育的缺失也就不足为奇了。历代的理论著作中,几乎没有关于经商的教育,连商人的面孔都是模糊不清的。 《史记》中着墨最多的当然是王侯将相之类的大人物,而专门写工商业者的《货殖列传》在其中只是一小部分,而且被放在了倒数第二篇。在司马迁之前,专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书籍从未有过,而在司马迁之后,除了班固的《汉书》模仿司马迁的写法有一篇《货值传》之外,再也找不到专门为工商业者树碑立传的历史文献了。几乎可以说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这也是司马迁的卓越之处。白圭 春秋末期的大商人白圭,被誉为「商人之祖」,也是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据说范蠡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都已经失传。唯一一部能称得上经商理论的著作《计然之策》也被描述得面目模糊,范蠡曾用它使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实现了富强,他自己也用《计然之策》家累万金,成为一代巨富。其中 「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务完物,无息币,无敢居贵」等商业原则成了当时商界的「葵花宝典」。 但就是这么一部经典,却也已经失传,更可笑的是,至今人们都没搞明白这《计然之策》里的「计然」到底是作者本人,还是只是书名,或原本就是范蠡本人。 关羽的财神位是山西人赢来的 其实,从仅有的历史记载来看,中国人在经济领域中是十分早慧的,但教育的缺失让这些经典的东西慢慢消融,再加上传统上对商人的歧视,很少有人愿意为经商之道著书立说。于是,商人的经商智慧更多只是靠简单的口口相传和互相模仿,看邻居或亲戚家这样赚钱,自己也照葫芦画瓢地去干,不仅传播的内容有限,传播的范围也非常有限。到了近代,这种商业文化的地域性传播,加上以家族和地域为主要纽带的人际关系特点,使得商人的地域性特征十分明显,为商帮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明代兴起的晋商就是很好的写照。「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堪称是一个「白银帝国」。因为其信奉关羽,明清两代,关帝庙遍布全国,与晋商崛起不无关系。直到今天,大家几乎一提财神便知指的是关羽,但其实在之前很长的时间内,关羽只是山西人的财神而已,其他各省都供奉著自己的财神。 商帮文化以其血脉关系、内部联系和捆绑在一起的利益,撑起巨大的垄断势力网,成为商人的「保护伞」,但是一旦商帮中的核心力量遭受打击,其他的商人也很难幸免。这是一条用锁链串起来的救生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刀口舔蜜 几千年来,许多中国商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刀口舔蜜」的危险处境,只看别人表面风光,不知他人背后凄凉。手握财富的辉煌,让太多人前赴后继,「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既使意识到,又有多少人能抵御那风光的旖旎诱惑。 福布斯「索命榜」 当今的福布斯富豪榜在民间还有一个谐称——「索命榜」,许多富豪宁愿给钱也不愿意上榜。因为富豪榜的威力已经显现,榜上有名后,过不了几年出事的人很多。抛去个人品性优劣不谈,至少从商也是一个高风险行业。 本期稿件中,我们盘点了中国几千年来12位顶级富豪,其中的多数最后不是被杀,就是在凄凉中死去,哪怕之前再如何辉煌。 财富过多,在中国传统的文化中会被视为「亢龙有悔」「不祥」,因为太让人羨慕嫉妒恨了,甚至连皇帝都想来分一杯羹。但又有多少人有范蠡那样的大智慧,一旦有了钱,就散了,然后再赚钱。看起来荒唐,其实却躲过了多少杀身之祸。 被《华尔街日报》列为世界级富翁的中国第一人是刘瑾,明代正德朝的一个宦官,他的所有财富均来自贪污,传说其受贿所得合为33万公斤黄金、805万公斤白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后所缴崇祯一年的全国财政收入才仅为白银20万公斤。另外一个被《华尔街日报》排进富豪榜的是和珅,点评只有一句:嘉庆抄家时所获财产相当于乾隆盛世18年的全国赋税收入。 这两个权臣的悲惨结局,归根结底还是对财富的贪婪,而且无比守财,最后只能变成过路财神,无福消受。 别离「皇帝」太近 和皇帝关系太近,赚钱会快,但可能「死」得也快。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朝初年,山西介休的范家是顺治帝扶植的八大皇商之首,曾在明末依附满人靠发战争财成了千万级富豪,也曾因自愿承担部分费用为清廷运送军粮受到政治上的表彰,在经济上得到的实惠当然更大,获得了北方中国最主要的两大盐场——河东与长芦的引盐经营权,还进入了当时获利甚丰的铜业贸易。范家极盛之时,整个家族有50多人被授予官职,行走政商两道,家产遍布南北各地。 可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作为军粮运输商的范家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1782年,日本幕府政权以铜矿开采殆尽为由限制出口,朝廷官员趁机催讨官铜,范家接连受到打击,由此欠下巨额债务。两年后,朝廷以欠款为由抄办范家,风光无二的皇商模式走到了凄惨的尽头。 如此的「皇商」「官商」的例子,历史上何止成千上万,著名的就有吕不韦、石崇、胡雪巖、张謇 就连《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也不过是一个败落官商的牺牲品而已。 「先用之,后弃之」,已经成了历代统治者的惯用伎俩。像江春那样,能讨皇帝一辈子开心、老年还能受皇帝接济的又有几个人呢? 中国古代富豪的特点就是大多与最高权力结缘,其财富来源或为官商所得,或为贪污所获,其致富积累速度之快、财富量之大在中外富豪中皆属罕见,但也正因为其与最高权力太过接近,风险也很大、败落速度也最快。古谚云「富不过三代」,恐怕就是这样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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