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全省高、中级法院从下级法院遴选员额法官13名,嘉禾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的相关成效

法官;信息化;裁判文书;研究员;基层法院

(唐红 罗飞雄 廖莉芳) 10月30日下午,湖南省嘉禾县人民法院召开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新闻发布会,向媒体通报了自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嘉禾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的相关成效。该院新闻发言人、党组成员、副院长胡平忠主持新闻发布会。会上,该院司法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施云通报了嘉禾法院司法体制改革情况和取得的成果。该县主要媒体及县委宣传部的有关领导参加了此次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按照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的统一部署,自2016年9月开始,嘉禾法院启动了司法体制改革工作,成立了司法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关改革方案,在县委的正确领导下和上级法院的精心指导下,全力推进司法改革,最大限度地释放了改革活力,增强了发展动力,司法改革工作呈现出“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的良好态势,一批创新模式和成功经验得到市中级法院的充分肯定。 据了解,在2016年11月,嘉禾法院已经高标准、严要求的完成了员额法官遴选工作,遴选出首批入员额法官27人,占政法专项编制的36%,让一批优秀的法官留在了办案一线。从2017年1月1日开始,该院正式启动了新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组建了7个由院领导分别担任团队长的新型审判团队;率先在全市基层法院进行“裁判文书签发权”下发改革,将裁判文书签发权逐步下放给主审法官,取消院领导、庭长对案件审批权,减少层级管理,真正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严格落实司法责任制要求,制定权责清单,明确各审判主体权责界限,强化对审判执行权运行的监督,做到放权而不放任;设立涉刑事、民事、行政、执行四个专业法官会议,为法官办理疑难、重大案件提供专业咨询意见;坚持入额法官必办案的考核原则,明确进入法官员额序列的院领导和庭长的办案数量,建立了院领导和庭长办案情况通报制度;成立了法官权益保护委员会,为法官依法履职提供了有力的职业保障;完善案件繁简分流机制,推行简案快判、繁案精审,探索令状式、要素式裁判文书改革,大大提高了审判效率;推进刑事量刑规范化改革,确保了量刑的公平公正,量刑案件服判息诉率为95%以上;推进审判流程、庭审活动、裁判文书、执行信息四大公开平台建设,深化了司法公开,让群众方便快捷地了解司法信息,扩大了群众的知情权。 据了解,嘉禾法院司法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亮点纷呈,实现了“七到位”,即:人员分类到位、团队组建到位、创新管理到位、业绩考评到位、责任追究到位、法官权益保护到位、司法公开到位,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成效明显,案件审判质效持续向好、群众满意度显著上升。 会上,该院副院长施云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嘉禾法院将巩固深化司法改革成果,继续完善人员分类管理机制,科学配置审判资源,配合相关部门做好人财物省级统管工作。健全完善司法责任体系,建立员额法官业绩档案,完善员额法官绩效考评和退出机制,激发改革活力,确保改革实效,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188宝金博网页版下载 ,贵州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综述来源:人民法院报发布时间:2017-07-11 08:53:15字号:小大打印本页 2015年1月,贵州作为全国第一批试点省份启动司法体制改革。全省法院以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为目标,把握“切口准、深度改、有特色”和“公正、高效、廉洁以及低成本”要求,遵循司法规律,联系贵州实际,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积极稳妥推进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四项基础性改革。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有机结合,以改革审判组织架构为切入点,采取以案定员、以案定责、以案定补、繁简分流等措施,在团队构建、放权与监督、提供保障、司法改革与大数据运用深度融合等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和阶段性成效。 立足员额制改革,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 建立精准的员额制。通过构建“以案定员”数量关系模型,以案件数据为支撑,综合考虑案件数量、案件难易程度、案件趋势、案件办理平均时间、法官有效工作时间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各个法院实际员额配备数,切实做到定额有据。截至目前,全省分三批次共遴选员额法官2742名,占中央政法专项编制28.09%,低于中央规定的39%上限近11个百分点,为今后选拔优秀法官预留了较大空间。 建立严格的员额制。一是严格遴选标准。始终把坚持政治标准作为一个“硬杠杠”,将政治素质作为遴选入额的首要标准,确保入额人员政治合格、作风优良;始终把专业标准作为遴选把关的核心内容,明确入额人员必须具备与改革后办案要求、司法责任相适应的办案能力和水平。二是严格遴选程序。对报名、考核、考试、答辩、审议、公示、批复等每个遴选程序进行科学设计、提出明确要求,用严格的程序规范遴选工作,提升遴选工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整个遴选工作公开透明,客观公正,改革后全省员额法官队伍的年龄、学历结构明显优化,得到广大干警普遍认同。 建立彻底的员额制。严格落实只有员额法官才有案件裁判权的要求,未入额的法官不再有案件裁判权。充分发挥入额院领导带头办案的示范、引领和指导作用,制定出台《全省法院院领导办理案件暂行规定》,将入额院领导编入审判团队,建立院领导办案管理台账,设定办案数量底线。截至2017年6月,全省各级法院入额院领导全员办案,共受理案件15447件、办结8041件,人均受案28.55件、结案14.86件。 建立动态的员额制。根据案件数量变化情况合理增减法官员额,确保员额法官工作量饱和,又不至负担过重。建立员额法官逐级遴选制度,2017年全省高、中级法院从下级法院遴选员额法官13名,今后将逐步实现上级法院的员额法官主要从下级法院员额法官中择优选拔产生。建立员额法官退出机制,对司法能力不适应的予以淘汰,司法廉洁有问题的坚决清除。 改革审判组织架构,推进司法责任制改革 构建新型审判团队。按照“大团队小审判单元”模式打造审判团队。制定权责清单,对审判团队和审判小组的工作职责,以及团队中各类人员的权责予以明确,确保办案过程中各司其职,形成合力。审判团队实行扁平化管理,将原由院庭长行使的裁判文书签发权等还权于法官,实行谁主审、谁裁判、谁签发,实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改革后承办法官自行签发裁判文书达90%以上。2017年上半年法官人均结案数较上年同期增长84%,当庭送达率上升了42.69%。 建立审判权运行新机制。制定下发《贵州法院审判权运行机制改革实施意见》,明晰审判权、审判监督权、审判管理权之间的界线,确保各项权力有序行使,促进审判执行工作良性发展。积极推进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建立完善法官联席会制度。制定《关于建立类案类判工作机制的指导意见》,建立类案类判的发现、梳理、实现、保障机制。 强化监督制约。依托信息化科技手段,加强案件流程管理和节点控制,做到从立案到归档全程网络监控,完善案件分配、办案流程监控、案件质量评查、工作绩效考核等案件管理制度体系,强化对司法权力行使的内部监督制约。庭审活动同步录音录像全程留痕。全面推行电子卷宗、生效裁判文书上网、在线诉讼服务等,做到凡是依法应该公开的全部公开,让审判权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位。 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制度改革 落实职级保障。按照省委组织部、省高院、省检察院联合制定下发的《贵州省法官、检察官等级升降办法》规定,晋升一级、二级高级法官由省高院考察报省委组织部审批,其他等级由地方法院按照权限考察报同级党委组织部门审批或备案。针对高级法官职务等级特点和专业素养要求,晋升考核采取主观评价与客观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方式,严格设置考核指标,分类实施考核。2017年5月,全省法院启动员额法官职务等级首次晋升工作,共有1455名员额法官晋升法官职务等级。 落实薪酬保障。2016年11月,全省员额法官基本工资套改完成并兑现发放到位。2017年1月,完成2015年至2017年各年度员额法官及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绩效考核奖金总额核定工作。2017年5月,全省法院员额法官和司法辅助人员、司法行政人员改革工资均兑现到位,在提高法官职业尊荣感的同时,充分调动了各类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建立执业保障。为更好营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加快推进贵州省司法体制改革,贵州省委在全国率先出台了支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意见及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责任追究规定。在省级层面成立法官惩戒委员会,构建与司法权责相统一的惩戒程序和相应救济机制,保持员额法官队伍的先进性、纯洁性。同时,成立省级层面法官权益保障委员会,充分履行维护法官基本权利、维护法官及其近亲属人身财产安全、提供救助和补偿等职能。 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人财物省级统一管理改革 实行编制统管。全省法院机构编制由省高院会同省编办共同管理,市、县两级机构编制部门不再承担法院机构编制管理工作,全省法院及所属事业单位由机构编制部门批复核定的政法专项编制数和事业编制数整体移交省级统一管理。 实行员额统管。省高院综合考虑各地案件数量、辖区人口面积、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因素,在中央规定的39%员额比例框架内,对法官员额进行统一调配,确保法官员额科学配置、有效利用。 实行干部统管。按照《贵州省市级县级人民法院、检察院领导干部管理工作试点办法》的规定,中基层法院院长由省委管理,其他领导班子成员由省委委托市级党委管理。 实行经费资产统管。按照《贵州省省以下法院检察院经费资产由省级统一管理实施方案》的要求,有序推进法院经费资产统管工作,按照各类经费保障水平不低于原有水平的原则,确保各地法院经费基数不减,薪酬待遇不降,较好地实现了“保高托底”的改革目标。目前,9个市州已出台经费资产由市级统管的实施方案。 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 制定下发《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成立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全面贯彻证据裁判原则,积极推进庭审实质化。2016年4月,省高院与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共同制定出台《刑事案件基本证据要求》,并按规划逐年充实、完善,首次实现全省公检法适用统一的证据标准。在此基础上,以故意伤害、抢劫等4类案件为切入点,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把统一的证据标准镶嵌到数据化的程序之中,减少司法任意性,提高审判质效,促进司法公正。 统筹推进其他各项改革 积极推进刑事速裁和认罪从宽制度改革,16家试点法院适用轻刑快审办案机制审理案件,平均审理时限为7.45天,同比节省5.71天;平均当庭裁判率为86.77%,同比提高46.10%;平均息诉服判率达96.45%,同比提高4.62%。 积极推进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全覆盖,逐步形成覆盖全省9个市州中院及辖区1至3个基层法院的环境司法保护体系,受理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数位居全国第一,形成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生态环境司法保护“贵州模式”。 全面推行基层法院行政案件集中管辖、中级法院行政案件交叉管辖,着力解决行政案件“立案难、审理难”问题。 推进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探索审执分离和法官主导执行工作机制,深化审判权和执行权的职责划分,强化执行权的司法权属,优化执行权配置,强化执行警务保障。 探索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发挥司法确认制度优势,统筹做好诉调对接工作。 全面实行繁简分流,针对基层法院简易程序案件占80%,普通程序案件占20%的情况,将20%的司法资源投入到80%的简易程序案件;将80%的司法资源投入到20%的普通程序案件,实现“简案快审、繁案精审”。 大数据为改革助力加油 扎稳数据根基。2016年5月,全省三级法院开始在统一平台上办理业务。通过统一办案平台,所有数据实时自动生成、实时上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案件管理系统大集中,案件审判业务流程进一步规范,数据质量进一步提高,信息掌控进一步精准,为司法大数据运用提供了基础性保障。 打破数据壁垒。2016年10月以来,贵州省法院、检察院、公安、监狱共同推进司法数据信息互联共享平台建设,在数据畅通和信息共享中不断提升审判质效。截至2017年5月,全省法检两院通过法检互联系统移送一审公诉案件近2万件,全省法院通过法司共建系统办结减刑假释案件7761件。 研发智能辅助办案系统。运用大数据助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积极研发刑事、民事、行政审判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将人工智能技术引入系统,以“审判实践归纳+大数据分析印证”的模式,逐步实现类案推送、趋势发现、预警预测、评估研判等智能服务,辅助法官提升审判质效。

作者:吕艳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坚持厉行法治,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全面推进新一轮司法改革,几年来数十项改革任务相继出台、成效显著。本轮司法改革的目标是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其核心是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人”的问题,要提升司法人员的职业化、专业化水平,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保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实践中,绝大多数案件在基层并由基层法院的法官负责审理,与群众直接接触的也主要是基层法院的法官,因此,基层法院的法官办案能力及案件办理质量如何,直接关系到是否可以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目标,成为关系司法改革成败的关键点。

合理调配人员配比,科学开展质效考核

法官所从事的审判工作归根结底是一种需要综合各方面知识的脑力劳动,需要有充裕的时间了解案情、研究案情,需要有更多的时间学习钻研专业知识,以不断提高自己。但实践中,很多基层法院的案件量不断激增,案多人少矛盾十分突出。当前推行的员额制改革有效解决了过去一段时间法官专业化水平不高的问题,但百分之三十几的员额比例在很多地方远远无法应对不断增长的案件数量。因此,在依靠员额制解决了法官任职资格和门槛的问题后,还需要进一步科学设定员额比例,尤其是设定合理的人案比,对于法官编制既要严控,不能随意扩编,又要通过诉讼与非诉讼化解机制有机衔接、审判案件繁简分流等对案件进行必要的分流,更要注意根据案件数量发展态势,机动地调整员额,确保人案比符合法官承受能力,让法官有时间休息、有精力学习,这样才能让法官有可能苦练内功、提升裁判水平。

对法官业绩进行质效考核是对法官能力进行评价的重要方法。长期以来,法院内部形成了一套体系化的质效考核指标体系,至少包括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当庭裁判率、一审服判息诉率、民事案件调解率、撤诉率、信访率、结案率、执行到位率等指标。这些指标关系到法官业绩甚至所在法院的排名,因此成为法官工作的重要指引。近年来法院内部强调不进行各种排名,但实践中,用质效考核结果评价法院、业务庭乃至法官工作成效和工作能力,无疑是最简单易行且最容易看到效果的,因此,这也使其成为非常重要的“指挥棒”。毫无疑问,对法官乃至业务庭、法院的部分审判执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有助于司法行政部门掌握审判执行的业务状况,为科学化、精细化决策和法院管理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但用其考核法官业绩则未必全部符合司法规律。比如服判息诉率虽然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案件审判质量,但上诉是当事人的权利,不能简单地将当事人行使上诉权归咎为法官裁判质量不好。又比如执行案件的执行到位率虽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债权人权益的实现程度和执行部门乃至执行法官的尽职程度,但必须看到,执行到位率更多受制于执行案件复杂程度、执行标的物变现难易程度等,这些都不单纯是执行法官可以左右的。因此,要让广大基层法院的法官可以安心钻研业务,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改革目标,必须进一步审视现有的质效考核指标,剔除不符合司法规律的考核指标,让法官工作回归其应有的状态。

倒逼裁判文书说理,向信息化要生产力

2017年全省高、中级法院从下级法院遴选员额法官13名,嘉禾法院司法体制改革工作取得的相关成效。裁判文书是案件审判的最终结晶,裁判文书是否说理、说理是否充分,是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当事人服判息诉、维护并提升司法权威的必然要求。裁判文书的公开不是最终目的,通过公开向公众展示法官认定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得出裁判结论的推理过程,才能真正实现裁判文书公开对提升司法水平、规范司法权力运行的倒逼作用。因此,应当结合裁判文书公开工作,形成立体化的公开机制,倒逼法官做好文书说理。

首先,进一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要求,贯彻裁判文书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的原则,除法定不公开的文书外,所有裁判文书都应上网公开,接受社会监督。其次,在裁判文书集中公开的基础上,各基层法院应当进一步选取社会关注度高、对于公序良俗等有重大影响的案件,配合裁判文书公开,实行庭审公开、起诉书及答辩状公开、重要证据公开等一体化、立体式公开,并配合做好案情介绍及文书解读,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进而倒逼文书说理。再次,各级法院应当定期组织资深的法官、律师及专家学者对裁判文书开展评查,择其优者予以表彰,择其劣者予以警示,在法官内部形成一股不仅要把案件办出去、还要把案件办成精品的良好风气。

信息化是现代化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各级法院在国家信息化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推进法院信息化工作,将信息化技术应用到司法审判执行、司法管理的全过程,依靠信息化技术,把握司法工作规律,提高审判能力,实现审判执行流程再造,推进审判方式的变革,做到全程留痕、实时监督,促进司法行为规范化。在助力法官能力建设方面,法院信息化也大有作为。法院信息化不是简单地采购和更新换代新型信息化设备,或者设计些新软件,而是要着眼于服务审判执行、提高法官工作效率。可以说,法院信息化的成功推进可以有效减轻法官办案的负担,并为其办案提供有效的辅助支持,实现向信息化要生产力。

但在法院信息化推进过程中,目前还普遍存在基层法官排斥信息化的问题,除了个别法官对信息化有关的新事物难以接受和适应外,更主要的是由于一些信息化系统不够成熟,未能从审判执行的规律及需求入手设计程序,未能体现方便办案的优势,且不同业务部门、不同级别和地区的法院之间的数据难以共享,反倒让不少法官产生了信息化就是繁琐的填表、反复的录入与无穷尽的扫描等负面印象。这就要求信息化的推进必须消除信息化和审判执行业务“两张皮”的弊病,加强技术与业务的融合,以满足业务需求、消除数据孤岛,真正服务基层法官办案。

提升职业荣誉感,强化对法官的监督

法官头顶国徽,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应具备极高的权威和荣誉感,但实践中,对广大法官的保障工作仍需完善。据调查,法官遭受违法侵害的情况并不少见,虽然中央颁布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有关的细则,但未来还是有必要研究在立法上设立藐视法庭罪的可行性,并从实施层面降低威胁、侮辱法官行为的惩戒难度。此外,法官的薪酬等生活保障仍有提升空间。这一点在基层法院中显得尤为突出,虽然担任法官等公职不是发财之道,但也应保障法官等公职人员面对不断攀升的养老、医疗、育儿、住房成本,可不为利益的诱惑所动。近年来,一些法院出现了法官尤其是经验丰富的法官离职的现象,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泰然处之,毕竟人才的交流互动是社会不断进步的表现,但另一方面,也要有危机感,要研究是否有必要引入法官等公职人员薪酬的动态调整机制,确保法官可以安心工作。

任何权力都需要进行监督,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会腐败——这是已经被实践证明的定理。司法改革的胜利推进要实现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要求,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文件。随着改革的推进,主审法官可以直接签发裁判文书,院庭长不能再过问案件。这是依法保障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重要体现。但也必须注意到,随着改革的推进,法官个人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了。在一些沿海发达地区,标的额在5000万以下的民商事案件都下放给基层法院办理,主审法官能否经得住来自案件当事人等的影响,值得关注。以前办案院庭长还可以对案件审理把关,现在所有的担子都压在主审法官身上,其权力加大了,压力也增加了,同时,违法违纪情况发生的风险系数也相应提升了。因此,不仅要警钟长鸣,重视警示教育,防控廉政风险,更要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规范法官裁判。除了严格执行审判回避、任职规避、二审及审判监督等制度外,还需要加强法院信息化建设,实行网上办案,让所有案件流程节点和案件材料都暴露在案件管理系统中,防止将案卷锁在承办人抽屉里的现象,加强对案件流程节点的控制,利用信息化“牢笼”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同时,还应当进一步加大司法公开力度,利用案件流程节点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庭审公开四大公开平台,将案件无死角、全流程公开给社会,接受当事人及社会公众的监督和质疑,以进一步落实司法责任制。

作者简介

姓名:吕艳滨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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